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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建立老年心理健康保障体系
城区老人心理健康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解决城区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应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模式。具体包括:
第一,倡导积极老龄化,政府主导,建立健全老年心理健康保障体系。社保和民政部门应完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对老人的健康干预和早期预防,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卫生保健服务,保障老年人基本医疗需求。老龄部门要把老年心理保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开展针对性的心理保健讲座、心理辅导等活动,提高老年人自我心理疏导意识和能力。医疗卫生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开展老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加强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和有效治疗,逐步使老年心理健康工作专业化和规范化。
第二,营造关爱老人的家庭氛围。家庭是维护老年人心理健康最具人性温情的场所。家人的亲情,子女的尊重与孝敬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心理安慰和全部寄托。家庭中由于血缘的关联和作用,成年子女自觉树立养老、敬老、爱老的责任意识,主动履行对老人的“反哺”义务,达成抚育和赡养之间的平衡。不能是只重视物质养老,还必须重视精神养老。
第三,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加强教育宣传工作。社区要积极开展各项老年活动和讲座,增强老人心理保健意识,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改变对老年人的歧视和对自己老化的消极态度。应鼓励老年人参加各种活动和锻炼,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鼓励老年人通过各种方式,走向社会,保持与人交往,从社会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动力。第四,增强老年人自我调适能力。孤独、缺少倾诉对象是老人心理痛苦的主要来源,老人应增强自我调适能力,学会心理自我安慰,增强自我独立意识。学习了解自己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并逐步掌握这些规律,进行自我调节和心理保健。通过自我帮助来减少对成年子女的依赖,通过适当的社会交往丰富自身的老年生活。
总之,老年心理健康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解决老年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全民的积极参与。
调研结果分析
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选取三个层面共10个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表。
分析
独居老人更易产生抑郁
第一,影响老年人抑郁感的主要因素为居住形式和对未来担忧。居住形式与老年人抑郁感正相关且通过了显示著性检验。与配偶子女同住的居住方式最不容易产生抑郁,仅与配偶同住比仅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方式更有利于减轻老年人抑郁感。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大,自主能力下降,与社会交往减少,家庭成为了老年人生活的唯一寄托,老年人更依赖于配偶和子女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独居老年人更容易产生抑郁。随着对未来经济压力、无人照顾、孤独寂寞担忧的加剧,老年人抑郁感逐渐加强。第二,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为婚姻状况和子女探望周期。其中老年人婚姻状况与幸福感回归系数为正,子女探望周期与老人幸福感回归系数为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已婚老年人的幸福感要好于离异、丧偶老年人的幸福感。子女探望频率与老年人的幸福感呈负向,子女探望越频繁老年人的幸福感越低。一般认为,子女探望频率越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烈,但是由于在城区“啃老现象”的存在从而使得老年人的幸福感降低。
第三,养老方式和参与活动频率是影响老年人价值感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和价值感的回归系数为负,参与活动频率与价值感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养老方式越家庭化,老年人的价值感越低。这是因为多数老人认为自己的年龄大了,对社会的贡献降低,成为子女和家庭的负担。这说明老年人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扩大自身的人际交往圈子,互帮互助,增强了自身的价值感。
第四,影响老年人开朗性的影响因素均不显著。但是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参加活动的频率与影响老年人开朗性的回归系数显著,呈正向关系。说明老年人参与活动越积极,其开朗程度越高。这是因为在参与各项文体、社会活动过程中,增加了老年人与同龄人沟通、交流的机会,负面的情绪容易得到排解,从而有助于老年人开朗性格的形成。
采取积极措施
满足老人心理需要
老年人的心理需要主要集中在精神慰藉需要、科学知识和社会价值需要以及老年团体与文化娱乐需要等三个方面,应采取积极措施,满足老年人心理需要。创新家庭养老模式
满足老年人精神慰藉需要
据调查资料显示,我国有98.1%的老年人依靠家庭提供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仅有1.9%的老年人由社会福利机构和社区组织赡养,而且,家庭养老的老年人比社会养老的老年人幸福指数高。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频繁流动、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伦理观念的淡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老年人赡养的需要。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我们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创新家庭养老模式,实施灵活多样的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以满足老年人对精神慰藉的需要。
首先,实施“补偿性家庭养老模式”。借鉴台湾省的一些做法,实施“补偿性”家庭养老模式,即就是逐步打破子女赡养父母的传统观念,树立“晚辈赡养长辈”的新观念,克服空间上、时间上给子女赡养老人带来的困难。例如,台湾省实施“人力时间银行”政策,规定如果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就应该在自己工作的区域慰藉别人的父母,然后再通过公益团体,找到自己父母所居区域的义工,顶替自己的角色关注自己的父母。这种“A子女照顾B父母,B子女照顾C父母,C子女再照顾A父母”的新型家庭养老模式拓宽了赡养老年人的范围,克服了外地工作子女不便照料老年父母的局限,满足了老年人对精神慰藉与社会关注的需要。
其次,实施自我慰藉养老模式。针对独生子女工作繁忙的实际情况,我们应鼓励老年人积极主动寻求精神慰藉。例如,老年人通过相关机构为自己的住所寻找一个年轻的租客,适当下调租金,以激励年轻租客照料自己,慰藉自己;还可以让老年人鼓励亲戚、朋友到家中居住,在生活和精神上相互照应。另外,除了全社会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注外,还应该充分挖掘老年人自身的潜能,鼓励老年人自我呵护、自我照顾。最后,建立老年人精神慰藉相关法规。有条件的省市可以借鉴瑞典、韩国、日本三国的经验,将精神慰藉纳入有关法规,通过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居住距离,对勇于承担赡养义务的年轻人,给予税收、贷款和购房等方面优惠,为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要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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