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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4日,宋任穷(前排左)与罗瑞卿(前排中)、张爱萍(前排右)在七机部计划工作会议开幕式上。
1968年6月8日,我的爱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被毒打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七机部部长宋任穷的关怀下,桐斌的冤屈得以伸张。
桐斌被迫害致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七机部陷入—片混乱。七机部是搞航天工业的,属于国防尖端技术部门,保密性强。当年无论是配备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挑选技术干部和工人,都是好中选优。七机部的队伍在政治上、业务上都很强,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一支极其宝贵的队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挑动和破坏,造成七机部大乱不止。“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派战不息,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闻名的“老大难”单位。我的爱人姚桐斌就是在此期间被毒打致死的。
1947年,姚桐斌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1951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桐斌作为中国留英学会主席向毛泽东主席发出致敬电,并得到回电。1953年,他因领导爱国活动被英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得不离开英国,去德国亚亨工业大学任研究员。1956年在瑞士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底,他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祖国。
回国后不久,桐斌便到刚刚成立的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领着十几名大学毕业生开始创建中国自己的航天材料研究机构,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七机部成立后,他担任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1958年以后,他主持了几百项具有开拓创新的课题研究。特别是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继续上马的决策后,迫切需要解决制作导弹的材料不过关的难题,他于1961年组织制定了导弹材料工艺的研究规划,并致力于这项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不愿随波逐流,仍坚守岗位,照常工作。他对人说,“‘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但“文化大革命”尚未过去,他却于1968年6月8日被毒打致死,年仅46岁。
桐斌被迫害致死后,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一直为他申冤。周恩来总理得知桐斌遇害的消息后,因震惊而将手中的茶杯滑落到地上。他马上让协助自己工作的粟裕乘直升机前往七机部调查,严办凶手,并要七机部军管会开列了一份对重要科学家的保护名单。李先念副总理也曾就桐斌被迫害致死的破案惩凶问题作出指示。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由于七机部的混乱局面,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未能得到落实。
宋任穷出任七机部部长使我看到了希望
1977年10月,宋任穷来到七机部,出任部长。宋任穷到七机部后,确实和以前的几位部长不一样。他面对七机部长期混乱的局面,深入群众,反复进行教育,要求七机部内部增强团结,搞好科研生产。从1977年10月到1978年12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宋任穷昼夜忙碌,连节假日都不休息。他先后到七机部在北京的第一、二、三、五研究院,各研究所及直属工厂,还到内蒙古、川北及南京的部属单位,看望干部、科研人员和工人,也看望了一些老同志、老专家,同他们进行了交流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嘘寒问暖,并尽量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
当时,七机部在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有1.8万余人。宋任穷到任后,在提拔技术干部时,凡符合德才条件的,不论参加过哪一派群众组织,都坚决提拔,给予适当的安排。这些措施,加快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
1978年春节期间,宋任穷等领导到陕西和内蒙古看望第四研究院及七机部三线人员时,恰逢暴风雪袭击,大雪封山。同年6月,宋任穷又到062基地视察。062承担着洲际导弹的部分任务,但该基地地处偏僻山区,职工生活十分艰苦,科研生产条件也很困难。宋任穷原想对那里的情况作一次全面的了解,以解决存在的困难。但他毕竟已年近古稀,且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身体虚弱,这样的劳累使他病倒了。宋任穷在七机部时,还先后召开了五次几千人到上万人参加的大会,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揭批“四人帮”搞乱七机部的同时,他还用很大的精力,抓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使我看到了为桐斌申冤的希望,我鼓足勇气去找宋任穷申诉桐斌的冤案及我们一家所受的苦难。
我向宋任穷申冤,桐斌被追认为烈士
1978年2月的一天,我来到宋任穷部长的办公室。宋任穷中等略高身材,瘦瘦的脸庞,戴一副眼镜,谈吐慢而清晰,略带湖南口音。听其言,观其貌,完全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使我毫无顾虑地将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向他倾诉。说着说着,我已泪流满面。宋任穷轻声地劝慰我,要我喝口水。我接着说:“宋部长,桐斌是中午下班回家后被坏人拖出去用铁棍打死的呀!当时我们最大的女儿9岁,最小的才3岁。现在10年过去了,七机部却还没有给她们的父亲作政治结论,她们都要升学了,没有结论,她们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泣不成声。宋部长很认真地听我讲述了桐斌被害的情况,对我这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应允我,一定亲自抓这个案件,并向中央汇报,请我务必节哀保重。临别时,我告诉宋部长我已经给李先念副主席上书,请组织追认姚桐斌为烈士,根据七机部现在的情况,要找出幕后的策划者恐非易事。谈完话后,宋任穷部长送我到楼梯口。他对我遭遇的同情温暖着我的心。
“文化大革命”前,宋任穷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刚到七机部,工作的繁忙和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抽出时间和我谈话,并应允帮助解决10年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在难得。由于宋任穷的认真负责,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他除了向李先念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外,在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和罗青长一起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开会以前举行追悼会。
以下是宋任穷写给李先念的信:
李副主席并报张主任、李政委:
接到李副主席和罗青长同志批转彭洁清同志的信后,我们即同北京市一办和一院工作队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一院工作队与一院党委起草了关于姚桐斌同志的政治结论,经与罗青长同志商量,他表示同意。现将结论送上,请审阅批示,以便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办理追悼等事宜。
谨此,致
敬礼!
宋任穷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注:张主任为国防科工委张爱萍同志,李政委为李耀文同志)
1978年3月18日,在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那天,七机部为桐斌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他们请我先到灵堂看看,当我见到桐斌的遗像用黑纱围着挂在墙上,下面放着他的骨灰盒时,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掉下。
回忆起桐斌曾参加上一届全国科学大会,而如今他却长眠于地下,我的心止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 (据《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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