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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国学大师王学仲先生病逝,哀痛之际,又闻先生遗嘱有约:“不设灵堂、不搞吊唁、不接受花篮……”更为先生豁达的生死观扼腕赞叹。这令我忆起一件往事,足见先生早就看破生死,故能淡泊名利,赢得世人敬仰,那就是当年先生对“安乐死”的关注与赞同。
1989年,我供职于天津市卫生局宣传处,在处长张鸿铸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安乐死”等生命道德课题。一天,局办通知我们说,天津大学的王学仲教授请我们到他那里,要垂询有关“安乐死”的问题。于是,我和张教授来到了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在颇具园林风韵的“黾园”客厅,初识先生。见先生一身中式便装,面含微笑,精神矍铄,“儒脉、道骨、佛心”,气度不凡;张教授也是谈吐儒雅,高士形象。二人一见如故,随即就无拘无束地谈论起“安乐死”话题。张教授向先生介绍我说:“孟大夫是我国当前较早写‘安乐死’文章的几个作者之一。”先生高兴得颔首称赞。其实我最早“研究”的不是“安乐死”而是国画,上世纪60年代初我跟叶东旭老师学国画的时候,就临摹过先生署名“呼延夜泊”、发表在《天津画报》封面上的一幅山水画。只可惜自己没有绘画的天分,只能琢磨些生生死死的话题了。
先生开始问:“《孟子·告子章句下》中有‘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字句,意思是‘忧愁患害使人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会使人死亡’。你们研究的‘安乐死’不是这个意思吧?”张教授答道:“是的,《孟子》里说的是社会道德问题,我们研究的‘安乐死’是指那些患不治之症、身心极端痛苦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本人和亲友要求,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其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这属于生命道德问题。”先生沉吟一下,缓缓说道:“张教授,我觉得这死亡或是‘安乐死’,既是生命道德问题,也是社会道德问题吧,您说呢?”张教授点头称是:“任何道德问题都可函纳在社会道德之中啊。”
其后我们和先生谈话的更多具体话语记不清楚了,但总的印象是,先生是赞成“安乐死”的,并鼓励我们把这个课题继续研究下去,认为这是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死道德观念、有利于社会道德进步的好事。
回想起来,那时当我捧着先生赠予的书画册随张教授走出绿竹摇曳、池水一碧的庭院,看到一石柱上镌刻的“四我庭”三个字的时候,还没感受到先生垂询“安乐死”话题的含义,以为不过是他的雅趣而已。今天,读到他的遗嘱,才蓦地感悟到,先生生前的“四我”:“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和死后的“不设灵堂、不搞吊唁、不接受花篮……”不正彰显着先生践行社会道德和生死道德的高风亮节吗?
伟哉,王学仲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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