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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1934年刊印的《藏斋随笔》中,读到下面一段文字:“‘天下事都有理性。按迷信的说法,人死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当然上天堂的有上天堂的道理,下地狱有下地狱的原故。世上的事,也是这种情形。所谓地狱中人,都不是无故堕落的。必是他的一切全适合于地狱之环境,才能入到此中’云云。此友人刘君云若所编小说中语也。警辟发人深省。刘君工为小说,时于金迷纸醉之中,出暮鼓晨钟之语,而笔锋犀利,词采丰蔚,犹其次也。予谓地狱不必向幽渺处说,如争名夺利,镂肝鉥肾,患得患失,寝愧不安,久病不痊,支离痛苦,伺应长官,奴颜婢膝,啼笑皆非,境遇艰窘,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皆地狱之现象也。人宜痛自猛省也。”
赵元礼(1868—1939),字幼梅,号藏斋,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诗人,1921年曾与严修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城南诗社,出版有《藏斋诗话》、《藏斋随笔》等专著,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赵元礼,仍笔耕不辍,经常在刘云若主编的《北洋画报》、《天风报》上刊发随笔和书法作品,并因此与刘云若结为忘年交。1930年,《春风回梦记》在《天风报》上连载后,刘云若便在小说界走红,但既给刘云若带来荣誉,也引来了一些不公正评价。在很多人看来,刘云若的小说多为“言情”,因此,其小说的社会意义不大,充其量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这种负面观感甚至一直影响到现今文学史对刘云若的评价。的确,刘云若经常出入平康曲巷,其小说的主人公亦多为妓女、舞女、戏子等下层妇女,但刘云若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并非仅仅言情,其对社会上存在的诸如争名夺利、奴颜婢膝、呼吁无门等“地狱之现象”多有揭露,正如赵元礼所言,“刘君工为小说,时于金迷纸醉之中,出暮鼓晨钟之语”,这是对刘云若小说社会价值的肯定。
赵元礼在为刘云若《歌舞江山》小说的题诗中,更进一步肯定了刘云若小说的劝讽价值:“云若著述如虞初,虞初或不如其书。千态万状吐光怪,一咳一唾皆玑珠。羌无故实事有无,五才子书焉得如。有时嬉笑胜怒骂,不须赤水求玄珠。良史不亚古董狐,大言屡见炎炎如。勉旃韩潮与苏海,不羡无锡上下湖。”在赵元礼看来,刘云若的小说,“寓规于讽有真意,奋笔直捣呢喃湖。军阀罪状兼秽史,赖君大书而特书”。读他的小说,就像读晋国太史董狐(其开我国史学秉笔直书传统的先河)的史书,“良史不亚古董狐,大言屡见炎炎如”,足以促人猛醒。
赵元礼是刘云若小说的忠实读者,用现在的话说,赵元礼称得上是刘云若的“粉丝”。他除肯定刘云若小说的社会价值和劝讽作用,还对刘云若小说的艺术特色大加褒奖。赵元礼曾有诗赞美刘云若:“刘君绝顶聪明人,妙笔一支盖一世。嬉笑怒骂皆文章,使我开颜又流涕。”他认为,刘云若的小说凭借一支生花妙笔,使他的小说具有超强的感染力,“笔锋犀利,词采丰蔚”,“云若著述如虞初(汉代小说家),虞初或不如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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