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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一个几百年历史的城市迎来了新生。虽然当时我还是个不到八岁的小学生,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枪炮声不断的战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当时我住在与老城厢南马路相邻的官沟街,陈家四条胡同四号的一个院子里,南北各有两间住房,院门朝东,西面是储藏间和茅房。胡同不宽但很长,除了有几个同班同学,还是藏龙卧虎之地:六号院表面是土产店的仓库,实际是迎解放的我党地下联络站,还有北洋大学的大哥,是中共地下党员。
我在南门东小学读二年级,穿过一条胡同就到了学校,旁边就是当时的市法院。1月13日早晨,我冒着寒风去上学,刚到那个胡同南口,一个国民党“保安旅”大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对我吼:“上什么学,快回家去!”我只好扭头回家,这时我家胡同的北口,已经安上了各家集资、那个土产店仓库出料做成的大门。仓库“丁掌柜的”(联络站长)很喜欢我这个邻家“小小子儿”,两家走动得很近乎,家大人借“掌柜的”粗木杆在卧室里盖了个“房中房”木架子,顶上放上包衣服的包袱,以防房顶炸塌砸伤人,还把山墙拆下离地一米高半米宽的一层砖,万一房塌了就推倒后面一层砖从后胡同逃生——我们可不是杞人忧天,当晚至14日,枪炮声已经近在耳边,炮弹一过一股风,把我家屋门上的棉门帘都掀得叭叭地响(中间横板碰门框了),可是隔壁的“掌柜的”“伙计”却站在他们的房顶上看动静,我姥姥害怕地说:“多悬呀,快下来吧!”可他俩却说:“老太太,不怕,没事儿。”后来才知道,解放军为了津门百姓生命安全,炮弹中有的是不会爆炸的威慑“空弹”。
1月15日早上,我和胡同里同班的任桂荣、吕仲元、吕仲堃出了胡同口,伴随着“天亮啦!”“解放啦!”的声音,看到的是马路边上的地雷(圆形的,方形的)、手榴弹(木柄的、“甜瓜式”的)、拆毁的麻包工事,还有穿棉军装、戴棉军帽的死尸。
听说最惨的是西营门外的那场大火,因为陈长捷要搞“城防区无人带”,烧了大片民房,马路上也可看到一堆一伙的逃难市民拥向“城里”,以至于西营门外成为惨烈的战场。
东南角老鼎章照相馆附近有个警察局,南门东又有市法院,都驻有国民党军和警察,因而我家那一带也是打得很厉害。
几天以后,一个戴皮军帽、穿干部军装的青年军官敲我们家的大门,原来是我的堂哥已成为解放军“四野”的军官了。寒暄了一会儿,他领我去小百货店给我买了个漂亮的指甲刀留作纪念,送回我就匆匆回营房了。望着他魁梧的背影,我心想:长大了也当解放军!
学校复课头一天,我进校门一看,一片狼藉;教室里,是国民党大兵拆散了的桌椅,还有他们的粪便!院子里是他们烤火的一堆堆灰坑,还有罐头盒,酒瓶子摔了一地。为了打扫卫生,老师、校长、主任、“堂役”和我们这些小学生干了整整一天。
九月里,学校布置我们制作红五角星灯笼,于是我们几个同学找丁掌柜买秫秸秆,一听是为了做灯,丁掌柜就说:“还买嘛,随便拿!”又买了红绵纸,在“北洋”大哥帮助下,一盏盏漂亮的红五角星灯做得了,还插上了小红蜡烛。提着灯,大哥在前,我们在后,排成一队,大哥还教唱解放区的歌曲。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举国同庆,我们参加了和平路百货公司、胜利公园地区的集会,晚上,打着红五星灯笼,唱着“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山那边呀好地方”,红烛光映红了一张张苹果脸,我们和大人们一起提灯游行,人们唱啊跳呀,直到星光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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