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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墓园是深圳郊区一处大型墓地,一株高大的榕树伫立山顶。大树的脚下,埋葬着一些很特殊的逝者。他们是器官捐献者,被葬在了这棵名为光明树的大树之下,也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选择,高敏走进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每一次协调都是心力交瘁
1997年,高敏来到深圳帮妹妹带孩子,就在这一年,她看见了献血车,从此竟一发而不可收。数年间,高敏献血100多次,成了深圳有名的“献血大王”,随后她又成了深圳红十字会一名志愿者。2005年深圳红十字会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作为明星志愿者的高敏经安排,成为深圳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高敏当时觉得挺神奇的,然而当她真正近距离地接触到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庭,却感受到了生离死别间的无助与纠结。
2007年,打工的贵州小伙儿杨杰遭遇不幸,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在离开人世前,做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捐献自己的器官,让自己以另一种形式留下来。杨杰的妻子极其淳朴,在医院,高敏默默地陪伴着她。一切都按照杨杰的意愿来,很快就办完了手续。杨杰的妻子签完字后,虚弱地把头靠在高敏的肩上,然而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让高敏再度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湖北有个男孩烧伤严重,急需有人捐献皮肤,否则生命不保!”那一刻,高敏不知道该不该对杨杰的妻子说,怎么说。一边是已经逝去的杨杰,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男孩。高敏内心挣扎着强逼自己开口,询问她是否能同意杨杰再捐出部分皮肤。
还没等话说完,杨杰的妻子顿时崩溃。对一个女人来说,答应丈夫捐献器官,已经承受了极其巨大的情感压力,那会儿杨杰的遗体刚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向克制的高敏也终于忍不住眼泪,抱着杨杰的妻子哭了出来。本以为捐献皮肤的请求已然无望,连高敏都不忍心再提此事时,杨杰的哥哥站了出来,他哭着劝弟媳……就这样,杨杰拯救了8个急需移植的患者。
有多少伤痛纠结在心头
2012年,22岁的湖南女孩赵湘生命垂危。此前,为了能顺利依照女儿的遗愿捐献器官,赵湘的父母一直和高敏保持联系。然而,让高敏怎么都想不到的意外却发生了——医院负责人拒绝在他的医院做器官摘除手术。
对器官捐献而言,心脏停止跳动后的每一秒都很关键。据了解,心脏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3~4分钟,这就意味着,如果赵湘在死后5分钟内不立即做手术,她的器官很可能就没用了。高敏无论怎样劝说那家医院的负责人,对方就是不同意。高敏甚至提出,只求他们提供个手术场所,但最终还是没有同意。
眼看时间流逝,高敏和几位医生决定立刻转院。然而就差几分钟,赵湘的器官还是没能被保住,如果保住了,至少可以救3个人……
“得知消息时,我差点一头栽在病房里,因为另一家医院里,有两名病人几乎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等待器官移植了……”高敏说。
2012年底,一个癌症晚期的33岁未婚母亲找到高敏,表达了捐献自己器官的意愿。她说她有一个小孩,7岁了,没有户口,也没上学,她自己这一辈子也没给社会做点什么,到最后就把这点有用的东西献出来。她说:“我女儿是我最放不下的,孩子跟着我的时候没有享到福,以后她的生活能平静一些,我也瞑目了,求求你了。”2013年春节刚过,这位母亲去世了,她捐献出自己的眼角膜和遗体,而留给女儿的是至今依然没有改变的黑户身份,现在她的女儿和年迈多病的外婆生活在一起。
面对这些,高敏时而愤怒,时而崩溃,时而悲伤,但更多的时候,她感到的则是一种无助和无奈。8年里,大部分捐献者都是来自底层的打工者,他们留给高敏的是一张张无法忘怀的面孔和一个个难以割舍的牵挂。
希望有一天这个职业不存在
在很多人眼里,高敏可以算是“中国器官捐献协调第一人”,但这对她自己而言,没有欣慰,更多的反而是伤痛与无奈,甚至非议。
这些年下来,高敏的电话一响,就意味着要去面对和陪伴一个生命走向尽头。特别是在面对一些情绪激动的家属时,她更是只能默默地在一边任凭对方质疑。“也有家属事后向我索求赔偿的,但做这些事情,我是一分钱都没有的。”高敏说。
高敏说她能够理解家属们的心情,做这件事情,要投入自己的真感情,感同身受就必然会心痛,一次又一次。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高敏说:等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就可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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