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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已记不清是哪位友人告诉我,于先生在与人交谈时曾询问过“王凡是何方人士”。我久仰中共党内知名学者于光远前辈的大名,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登门拜访。听友人如是说,我条件反射般地意识到,这真是个求见于先生的好机会。遂问这位与于先生熟识的友人,可否带个话,说晚辈王凡希望登门拜谒。
到于光远先生寓所拜望那天,我刚刚自报完家门,于先生就说:“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读过,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呢。”“是那篇涉及基本粒子问题的吗?”“不是,是关于田家英的。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
是个聪明顽皮的青年”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先生的距离。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田家英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老家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粘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的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神情,我当时被逗得哈哈大笑。而在此后很久一段时间,田家英都不理曹葆华。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我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南海时眼中的田家英伯伯。他喜欢逗孩子玩,常常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是把“田老子”叫成“田老鸡”,逗得旁观者忍俊不禁。
于先生说:“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然而田家英对此并不生气。”后来,我将于先生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了家父。父亲说于先生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天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父亲还告诉我:在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田家英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他会悔棋,对一个子的得失也要较真儿,甚至在眼看难以挽回败局时掀翻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耍赖,似乎跟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实是真正的田家英。“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的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严肃性纪律性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于先生说。
陈伯达不是真心搞调研,
而是揣摩思想动向
从田家英说到给最高领袖当秘书,自然就会涉及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与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两人长期不和。
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家英和当时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了大量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语抹杀。于光远先生对我说,他和田家英在一起的时候,确实议论过陈伯达。田家英对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鄙视。田家英曾向于光远讲述了陈伯达的所谓“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伯达也常常以喜欢搞调研自我标榜。可是他又怕吃苦,不愿深入农村,往往是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只听听调查人的汇报。在此之后,他才装模作样地走一下,继而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陈伯达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然后搞些材料写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时由于把毛泽东的想法猜错了,写出的东西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后来,于光远去天津,恰逢陈伯达在天津的小站做所谓调查,目睹了陈氏调查法,果然同田家英所说毫无二致。在我们这次交谈时,于光远先生对陈伯达的批评是颇不留情的,但在随后评价毛泽东的几位大秘书时,他却认为“陈伯达有许多比较系统的论著,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超过了其他几位大秘书”。他的这一见解很独到、很别致。
“我把那次汇报称作
‘于光远丢脸史’”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时任该刊主编的于光远召到他的菊香书屋座谈。于先生说:“到毛泽东的寓所,除了谈自然辩证法这次外,还有一次,而且是在此之前。但那次见面不是在菊香书屋,而是在游泳池那边。”
那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是聂荣臻元帅带于光远去的,同去的还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近代史上有个“五口通商”,20世纪50年代则有个“六口通商”的说法。当时中共中央工作分六个口,六位政治局委员各管一口:彭真管政法,彭德怀管军事,陈毅管外交,李富春管工业,谭震林管农业,聂荣臻管科学。所以聂荣臻带着于光远、张劲夫,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大跃进”中全国科学界的情况。
“那次一到毛泽东的住所,对在那儿看到的一切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挂了许多各种类型、规格的水压机的图。谈话中,毛泽东一再为钢铁生产的产量压不下来感到奇怪。”当我问到于先生他们那次见毛泽东谈话的具体内容时,于先生说:“张劲夫汇报了中国科学院的情况,我则汇报了全国各地科研院所的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说到这儿,于先生紧接着感叹道:“我把那次向毛泽东的汇报,称作‘于光远丢脸史’。”“我当时汇报的内容并不是我到各地调查看到的,而是靠各地上报的文件报告汇总的。其中有一份来自山东省的正式文件,说他们那里某地研究出一种嫁接法,把苹果和南瓜相互嫁接,结果南瓜有了苹果的味道,苹果能长得南瓜那么大。我堂堂一个搞科学研究的、被称为学者的人,竟不加分析思考,就根据汇报材料,将这些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不是大大的丢脸吗?”
这件事在于光远心中沉积了很久,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年,他仍常思考为什么共和国的历史上会屡屡发生类似的事。“我最近突然想到,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科学检查监督机构,任何事物、任何观念一出现,都应该先放在科学的尺度上衡量一下。我的科学第一的观念,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于光远说道。在和许多前辈的交谈中,他们对往昔经历的诚恳反思我时有所闻,但像这样细致地叙述自己的“丢脸史”,并在检讨之后,引出令人深省的灼见的,于光远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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