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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24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天里,华国锋主持召开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定解决上海问题,稳定了上海局势。
马天水态度顽固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驱车来到玉泉山8号楼叶剑英的住地。晚10时30分,华国锋挽着叶剑英的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共11人。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
在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之后,华国锋与大家研究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他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会议重点研究了上海问题。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控制和指挥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调到北京后,还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是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华国锋讲:“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的造反派和‘四人帮’比起来就是小玩闹。”“‘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先让马天水和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南京军区政委)。”
华国锋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北京,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同志。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可能会生疑而不来,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马、周二人于7日下午从上海到达北京。同日下午,党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接到北京。
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
听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绝大部分人都十分激动,周纯麟高兴得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只有马天水傻了眼,抱头闷坐在那里。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最后,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他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华国锋回过身来,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他使了个眼色。周会意地点了点头。在去宾馆的路上,周纯麟、马天水、周启才坐在同一辆车里。周纯麟敲了马几句,并劝他“明天你可要好好表个态”。
马天水却说:“这些材料说服力不强。毛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那么坏吗?我不同意把他们抓起来这种办法,就是有错误,也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有检讨改过的机会嘛!难道四个人都是一样的错误吗?”华国锋知道马天水不会转变,要争取、教育他。他决定先由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的工作。一番谈话后,马天水仍转不过弯来,提出要见“四位领导”。事后,周纯麟提出:马天水虽是上海的总管,现在他乱了套,不如让徐景贤、王秀珍来京解决问题。苏、倪同意周的建议。
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又开了一夜,马天水最后一个发言,神情紧张,脸涨得通红,不停地问:“这‘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是不是一定要用抓起来隔离审查的办法,应该给四个人考虑的时间。中央是不是再给一些材料看看?”他还提出了两个荒谬的要求:一是让他再见见他们;二是希望中央对他们宽大处理,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召徐景贤、王秀珍进京
9日晚,中央政治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上海有武装叛乱的迹象。当晚8点多钟,召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周刚坐下,李先念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他严肃地问: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李先念追问原因。周说:“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被抓起来后,他们没有打旗的了,在上海有哪一个人能挑头?就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不行,树不起来。而小干呢,就是他们可能利用一下民兵,把我们警备区的机关冲垮,或把我们上警的几个领导同志抓起来。”他稍许停了一会儿,又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地把‘四人帮’的罪行向上海人民群众公布,使群众不再受蒙骗……”
在10月9日晚政治局会议上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周纯麟汇报毛泽东逝世后,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一个师正在由青浦向上海方向拉练。华国锋马上说:“马上停止,不能引起误会,逼出事来。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下令解除拉练后,这支部队很快就回去了。华国锋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10日晚,徐、王到达北京。华国锋决定他们暂不参加政治局的打招呼会议,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俩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王却质疑说:“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把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徐景贤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接着,徐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安全抵京。第二,一切要等回来再定。
12日,马、徐、王都坐不住了。因为一连三天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不知中央会如何处理他们。他们通过在京西宾馆几天的观察,看到全国各省市区来参加会议的都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明白大势已去,此时再搞武装叛乱,无疑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因而担心上海出事。如果上海真的发生武装叛乱,他们罪孽深重,难逃法网重罚。另外,他们内心不肯接受“四人帮”被隔离的事实,希望看到更多的材料,要为他们面向中央辩解。
是日上午,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工作组的人选。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同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紧急电令彭冲进京。
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一切安排妥当,华国锋才决定召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12日晚10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他们,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等人每人一份,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徐景贤看了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哑口无言。张春桥在《有感》中把政治局多数同志叫“他们”,把“四人帮”叫我们,阵线划得清楚,公开要分裂党。
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具体情况。马天水等人都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装得很尊重总理。华国锋介绍江青控制主席处的文件,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给他们看。他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闹政治局的事。华国锋说: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王洪文秘书)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
谈话中,中央领导同志问马天水等人: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徐、王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和军队的几位同志会合在一起,还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散会时,周纯麟、马天水等三人同政治局同志一一握手告别。第二天一早王秀珍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同志,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10月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报告后,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使王洪文余党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据《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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