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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目送当天最后一位患者离开,时间已是晚上7点多,实习生都早走了。一天里只有此时诊室才会显得空荡荡,其他时候都是爆满。
李明30多岁,个子不高,他是广州一家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推拿科医生,由于家学渊源,近几年名气渐渐大起来,慕名前来求医的人非常多。
针对颈椎和失眠的问题,在这里做全套问诊和治疗流程,需时超过半小时,如果要用针或拔罐,时间就更长了。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标准,李明全天开诊8小时,只能看14~16个病人。但是在两三年前的高峰时期,每天挂他号的人至少有三四十个,有时甚至更多。
那段时间,他每天一到诊室放下包,马上就开始问诊,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李明一举手投足,对病人都是治疗的关键,所以整个上午他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全神贯注,有时甚至顾不上上趟厕所或喝口水。
中午12点,实习生要去吃饭,他得继续留守。1点左右,学生带点东西上来给他吃,不过他也未必有时间吃,所以抽屉里总是装满零食,出现低血糖征兆,就剥颗糖丢嘴里。
下午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次去采访,等到他下班走出诊室,已经接近晚上8点,还有一个想加号的病人追在屁股后面,让人哭笑不得。
然而李明发现,尽管自己每天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过10小时,回家累得跟“死狗”一样,他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却每况愈下。对此,李明反思,“其根源在于,无论什么时候,医患关系都有个基本特点,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等”。
市场化的医院
江风是专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一般要成为这个职级的医生,至少得是博士。他开玩笑说,除了科研机构以外,医院大概是博士和博士后最多的地方。
“学医辛苦不辛苦,你说呢?”他反问,“医学本科5年,加上硕博,十多年持续不断学习,才造就一位专业医生。”从这个角度也不难理解,病人在医理病理方面不太可能与医生有对等的沟通。
20多年前刚从医时,江风确实能感觉到这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在信息获取渠道极少的年代,病人对医生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基本上是医生说什么就听什么,所以医生的形象也容易高大。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连找对象都特别吃香。
重要的心理转折就发生在这十多年间。
“说实话,如果看病不贵,很多矛盾就不会这么尖锐。”一直以敢言著称的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廖新波直不讳言:政府把医院推向市场,是近10年来医患关系恶化最根本的原因。
近些年来,国家对医院的财政补助急剧下降,这意味着,医生需要为自己挣工资。
科室效益是如何组成的呢?以广东省中医院为例,普通门诊挂号费4元,专家7元,主任医师9元。也就是说,以一个普通医生一天看20个病人计,一天的劳动价值是80元,即便主任医师,也只有180元。以广东的生活水平,这样的工资可谓人力成本极低,所以从医院到科室到医生个人,都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很多时候,“做”或“不做”,真的是凭领导和医生的良知去衡量。
这个过程中,医生也被抛进了一个自我价值感与道德交煎的两难境地。
在大环境下,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感日渐滋生,愈演愈烈。有如硬币另一面的展现:过往,专业知识水平的不对等,使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如今它却成了一些病人最愿意踩在脚下的根源。
缺失的价值认同
内科医生王雁告诉记者,近年越来越常见一种情况,就是病人在看病前,会先就自己的症状上网查很多资料,然后再到医院就医。如果医生的诊断和处方与查到的资料差异较大,他们就会质疑。“其实就是怀疑,你有没有为了药品提成给我乱开药,甚至故意误诊。”
诚然,在缺乏互信的医患关系中,病人普遍感觉自己是弱势群体,但顾忌到医生内心波澜和痛苦的人却很少。
“以药养医,表面上看,医生是得益者,但实际上,当中首先被损害的是医生的尊严。”王雁沉重地说,“一个医生,寒窗苦读、治病救人的价值感,体现在哪里?4元挂号费吗?你医术高明,治好一个病人,价值就是4元,然后为了保证能吃饱饭,还得想‘卖药’的事。医生的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会不会产生混乱?做人的理想呢?”
更让王雁感到难受的是,部分医生的“出格”行为,使整个医生群体都被放到审判席上。她愿意坚守医生的道德感和良知,然而即便这样,已经失去的信任还是回不来,病人有意无意总会先对医生进行有罪认定——“不要说碰上真正的冲突,有时仅是体会到这种压力,内心就会充满屈辱感。”
作为医疗界的“明星官员”,廖新波经常普及各种医学常识:比如现代医学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科学发展、多数疾病的误诊率是很高……“其实,廖新波说门诊50%误诊,住院30%误诊,我觉得保守了,门诊误诊率可能接近60%,很多病其实是误打误撞治好的,因为同一种药可能针对的类似疾病有很多。”李明说,“所以,针对同一个症状,不同的医生初诊结果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
然而,还是有病人拿着其他医生的诊断结果回来找的。有一次,王雁就在走廊里被骂了10分钟,虽然不了了之,但回家后,她哭了整整一天。
暴风雨中的例外
不过,暴风雨中也有例外。年近70的老中医冉玲就从不为医患关系而困扰。数十年从医生涯中,她几乎没有和患者产生过大的矛盾冲突。
清晨5点多就有人在诊所门前等候她。这是一家民营社区医院,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冉玲是退休后才被聘到这家医院来的,由于对妇科疾病尤其是不孕不育的治愈率高,很快就形成口碑,有不少珠三角的患者都特意来找她看病。
冉玲每天出诊6小时,只挂12个号。就是这样,遇到紧急加号的病人,她还是经常熬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因为她一直坚持一个原则,不论初诊还是复诊,每个病人都能在她这里得到30分钟时间。
说实话,她并不是一个好脾气的医生,经常会急,“但我和病人的关系一直很好”。除了望闻问切,诊断开药外,她会不厌其烦地主动向病人解释简单的医理,让她们能了解到自己病情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包括解释所开的每一服药和每项检查的作用和必要性。即使全国各地医患冲突已然白热化,病人在她面前仍然没脾气。
在哀声一片中,冉玲的故事并不是个例。这就证明了,即使在矛盾已经如此深化的情况下,医患之结亦不是完全不可解。
然而,在三甲大医院,冉玲这种行医方式几乎不可复制。以前,李明和病人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他与冉玲颇有相似之处,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与病人沟通交流。推拿科的特点也决定了他和每个病人都会有一定的交流时间,有时他甚至会一边给病人做治疗,一边教他们一些日常保健穴位和手法。
然而,正如前所述,当门诊量大增之后,他的病人情绪和怨言也多了很多。后来,他不得不严格“限号”,以缓解他们日趋高涨的情绪。但这样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要求加号的病人越来越多,令他不胜其扰。
资源配置
这就是目前医疗资源分配的现状。大医院医护人员忙得焦头烂额。
李明开玩笑说,很多人都喜欢娶护士,以为她们温柔、会照顾人,其实护士工作时累得要死,回到家多半是倒头就睡,连家务都不做。“就像我自己,几乎不怎么帮老婆推拿,实在太累了。”
很多时候,点燃医患冲突导火索的并不是医术问题,仅仅是一个态度的疏忽,就引爆了患者深受疾病困扰下极度不稳定的情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中央投入600多亿元支持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然而很多社区医院却是门庭冷落,医生除了给小孩打打预防针外无所事事,鲜有冉玲所在的诊所那么红火的。
“在这样的制度瓶颈下,我们的诊所选择聘请已退休和年龄比较大,已经没有晋升要求的医生,算是另辟蹊径。”冉玲说。
而在大医院,最令人沮丧的是,很多医生正在失去了进取的心态。“因为怕纠纷,现在我所见的大多数医生,面对把握不大的病情时,都倾向于采取保守治疗。”江风说,甚至有很多医生、医学生开始放弃医学事业。
这些都一再印证了,医患矛盾如若不解决,伤害的是双方。 (据《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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