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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家网络公司的总裁游览长城时,发出感叹:中国人是最善于修路的,不仅开辟了丝绸之路,而且修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信息高速公路”——烽火台。
公元前1世纪,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后约千年,各国客商往来于罗马与长安之间,汉唐两朝成为中国历史版图与胸怀同样宽广的朝代。这两个朝代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样的信念:输出是最高明的纳贡,开放是最有效的防御,向外延伸的道路是最牢固的长城。
然而,时光流转到了宋明两代,中国的统治者对向外延伸的路却失去了兴趣。宋明两代,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不断发展,但几乎没有国家直接组织的远洋航行,惟一的例外是明朝的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这是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壮举。
但是,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不过是一场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政治巡回演出,是封建统治者“虚荣政治”的典型症候。
宋明两个朝代统治者实行严格的海禁,目的是为了“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世界最大的洋在他们的眼中,与西南面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一样,不过是苍天免费提供的长城。他们想不到或不愿想到,那是一条宽广无垠的路。直到坚船利炮逼近的时候,他们才猛然意识到这大洋原本是路——洋人的进攻之路!
英国历史学家、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汤因比,在考察文明生长机制时,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一种文明类型与道路的形态密切相关,而道路的类型取决于代步的技术。决定一种文明生死存亡的,是这种文明有无开辟新路的能力。
当西方人凭其坚船利炮逼迫中国统治者“穷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一种文明类型与道路形态的关系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道路决定文明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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