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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在邻居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亲友纷纷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予帮助。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即坚持原则性、革命性,又富人情味、亲和力,用不同方式处理了各种亲情关系。
婉拒众亲友进京
据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过分要求的,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致电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毛泽东又致电杨开智,“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杨开慧作为烈士,其母理应享受烈属待遇,故毛泽东要王首道“可给若干帮助”,但对杨开智等人,则断然拒绝了其要求。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170封,涉及亲朋故友150余人。从“求助”群体看,人数最多的还是毛氏家族和原湖南一师的同学与先生;从求助的时间看,主要集中在1950年上半年,仅这年5月,毛泽东共复信58封给各路“求助”亲友,是其一生中回复亲友信件最多的月份。
众亲友的“求助”内容五花八门,以要求进京工作者居多。毛泽东母亲文氏家族表兄文凯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给表兄文涧泉复信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还亲自复信文凯本人,说:“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毛泽东堂妹毛泽建过继女儿陈国生、房叔毛贻华、房侄毛远悌、毛远翔等也写信要求到北京工作,都被毛泽东婉言拒绝。
毛煦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还当过新军辎重营文书,仗着早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半月里,连发三信抵京,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缠着毛泽东要进京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再次复信:“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
善待烈属及有功于革命的友人
毛泽东弟弟毛泽覃战争年代牺牲,其妻周文楠解放后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周文楠致信毛泽东,称想接她母亲去东北。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并又致信王首道,请他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商酌办理”。之后,王首道按规定给予了周文楠旅费帮助。
李漱清是湘潭乡村教师,毛泽东少年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194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复信李漱清之子李介侯说:“耿侯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这里所说的李耿侯系李介侯哥哥,李耿侯是毛泽东亲自介绍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8年牺牲于湘南。对这样的前辈和烈属,毛泽东对其照顾的确上心。1950年4月,毛泽东致信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已告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如李介侯到时设法令其入学。”在毛泽东关照下,李介侯进北京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李介侯来信要求在工商企业中安排工作,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王副部长考虑是否可以给予李介侯适当的工作。”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工程师。1952年7月,毛泽东给他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其父邹春培曾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复信,邀请他和李漱清“一道来京住个把月”。当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李漱清父子、邹普勋和其他湖南乡邻前辈,并共进午餐。
对于烈士家属,毛泽东的态度是:既要坚决支持普遍性照顾,但又不要单独性特殊,而是一视同仁地抚恤。他曾复信革命烈士王基永遗孀龙亦飞:“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族叔毛逸民反映湘潭烈士家属生活困难一事,毛泽东复信:“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陈玉英自1926年冬至1930年秋,一直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中做保姆。杨开慧被捕后,她也入狱,并与敌人作了不屈斗争。1957年6月,陈玉英因女儿孙燕升高中之事写信求助,毛泽东复信说:“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后来,孙燕又因下放农村事去信,毛泽东同意陈玉英母女不要去乡下,留在城里,要她们向当地政府说明情况,特别是要把“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读一下”。即使像陈玉英这样关系特近的人,毛泽东仍然不失处理分寸,该给的一定给,不该办的坚决不办。
尊师敬老
据笔者查证,毛泽东对他曾经就读的湖南一师先生们的求助,几乎是有求必应,从未拒绝过。这表明,传统文化中的尊师敬老思想,已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的心中。1950年10月中旬,毛泽东致信王首道:“张次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殷殷关切,溢于言表。后在毛泽东关照下,张次仑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
有情有义
对于亲朋好友的过分要求,毛泽东会婉转或客气地拒绝,但他们遇到真正困难,毛泽东总是毫不犹豫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对杨开慧兄长杨开智,毛泽东虽然叫他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但不久后,即派长子毛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毛泽东特意致信杨开慧母亲向振熙:“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至少从已公开的文献看,毛泽东送给杨开慧母亲的寿礼如人参、鹿茸等,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贵重礼物了。
毛泽连、毛泽荣是毛泽东的堂弟,二人曾写信要求进城工作,毛泽东婉拒其要求的同时,为解决家计困难,给毛泽连汇寄三百万元人民币(旧币,下同),其中一百万元为毛泽连母亲丧葬费,二百万元为毛泽连治病费用;又给毛泽荣汇寄二百万元“助其家用”。毛泽东在信末补充一句:“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房叔毛贻全亡故,毛泽东即给其子、房弟毛泽益汇去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以示悼意。
不光是亲属,就是一些旧友,只要有困难,毛泽东也是乐于资助。如高中同学易南屏,毛泽东复信劝他:“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毛岳乔是毛泽东老友,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曾得到毛岳乔父亲在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毛泽东给其家人汇去三百万元,以报答当年之恩。这些钱,在当时已不是小额。
严格约束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致信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我的亲戚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文家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己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情意深长,力透纸背,既照顾了舅家脸面,又鞭策了文家,虽然是批评,却洋溢着暖暖的亲情。
有的乡邻故交,也想“借力发力”,但毛泽东明察秋毫,一概拒绝。如前文中所提的李漱清曾向毛泽东反映一些情况,提出一些不适建议,毛泽东复信于他:“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还有毛泽东个别的早年老友甚至提出一些如请求毛泽东介绍入党的过分要求。毛泽东曾复信给1920年在湖南一师相识的周容:“组织问题,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他还给早年曾在自己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过的张鼎复信:“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这种企图“拉大旗”的做法,毛泽东心知肚明,及时予以点破。(据《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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