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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抢购黄金一战成名以来,“中国大妈”已经构成一种现象,《华尔街日报》甚至专以“dama”一词来称呼这一特殊群体。她们的身影还活跃在国外旅游景点、韩国买房团中,并将广场舞跳到了卢浮宫广场前。相比起来,“中国大爷”却是相对失语,甚至越来越沉默。
男性更难“豁出去”
以我们的邻国来说,“韩国大妈”也相当活跃,而日本也有“渡边太太”(20世纪90年代擅长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日本主妇投资者)——她们都是同一个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富裕的中产阶层中催生出一群有钱有闲的中年群体。而其中往往女性在消费、投资、休闲娱乐等公共场所中表现得更为抢眼。但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后面,也许潜藏着诸多原因。最明显的或许是:“大妈”更容易成群结队出现,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力和压迫感,但男人都是“独来独往的大动物”,你无法想象一群大爷集体去购物或跳舞;相比起男性,大妈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东亚的家庭结构中,“女主内”的模式使得财政大权往往掌握在女性手中,而大妈们用以理财和购物也更理所当然。
虽然传统时代的中国女性在成为家长之后极受尊敬,但不必讳言的事实是:女性一般是被认为只处理次一等的事务。由于原先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对边缘,所以女性在主动模仿和接纳新事物时的排斥不那么强烈。
男性气概通常是建立在公共领域内赢得的尊敬,太过关注自我难免受到讥评。就算是年轻人,一个女孩子自拍很平常,你让一个男孩子手持自拍杆试试!“中国大爷”的相对沉默和失声,正表明他们是社会变迁中最为失落的那一群人。他们在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本应是最具权威的群体,但在新的变革中则迟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不免迷茫。现代社会中边界模糊,权威被解构,对男性气质的认识普遍混乱,以至于他们一方面不像大妈们那样“豁得出去”,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如何才算是自己合适的形象。
不断地从家庭中后退
事实上,中国男人的情况是:小时候被宠,到了中青年时成为被婆媳争夺的对象,到了老年则被忽略。这是从外面看。对他们自己来说,实际上一直在躲避强大的家庭压力。他们不断地从家庭中后退,等到了老年,就不存在了。他们自己退出了家庭,而女性的心理重心都转移到了家庭中的孩子身上。
男人更容易使用逻辑和社会成就活着,一个男人如果在外面可以证明自己、有自己的事业,那么他们就会更多在外面活动。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宅男,他们老了之后,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趣,对家庭也没有兴趣,他们退回来的方式只能是看报纸、玩电脑、玩手机,或者炒股,活在一个单调的世界。
中国家庭有一种标配:一个焦虑的母亲、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和一个缺席的父亲。放眼西方,布拉德·皮特和贝克汉姆的大家庭一出场,孩子们都是围着爸爸转的。我们设想,这样的家庭老了之后,爸爸和妈妈一样不会在家庭中消失。前提是爸爸的情感一直和孩子们在一起。
男性可以在社会体系中串联,在权力体系中串联,而女性在家庭的体系中用情感串联。但对于中国男性,老了就是老了,当他不再靠逻辑和权力构建一个系统,他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如果老男人很情绪化,会变得更可怕。中国典型的情绪化老太太是要大家围着她转,但是有一点,这样的老太太还是可以沟通的;如果是一个老男人情绪化,则会处在一种极度偏执的状态,大家都必须按照他头脑里设想的去做。
中国大爷慢一拍
一个朋友曾忧虑自己的父亲。因为母亲每天去参加广场舞,比儿女们成家之前生活得更充实愉快,但父亲却好像不大能适应新生活,至今学不会微信等新玩意儿,夫妻俩之间的差距都拉大了,以至于她慨叹“要是我爸也能像我妈那样就好了”。但她后来发现,父亲虽然有些抗拒,但实际上也还是愿意学的。
在中国城市的广场舞现场,虽然“中国大妈”的确在人数上占压倒性的多数,但仔细观察,也还是会看到不少中老年男性随音乐起舞的。有次在桂林榕湖边,我看到广场舞领舞竟是个老头。相比起国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性别焦虑大概不算是特别强烈的,以至于有时老头也会参加一些看似有几分女性化色彩的音乐舞蹈。有研究认为,相比西方国家,中国体育运动中的性别趋向较不明显,因为在儒家传统中,运动并不构成传统男子气概的任何部分。
应该看到,在社会变迁之中,“中国大爷”们也会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位置和活动,接纳新的技术、观念和自我形象,尽管或许会慢上一拍。 (据《文摘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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