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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第一次见到子如先生是哪年哪月了。只记得他来天津市作家协会作客,坐在秘书长办公室里。他身穿蓝色呢子上衣。我与他握了握手,寒暄几句。尽管记不清具体时间,我敢断定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便知道子如先生大名。那时候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而且知道他是西郊区作者。那时的西郊区就是现在的西青区。
后来,我与子如先生有了接触。他在西青区广电局任职,还是区委宣传部副部长。2004年纪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我组织天津文学院作家骑自行车沿大运河采风,首站就是杨柳青。
后来我几次到西青区参加文学活动,都与子如先生有所接触。尽管接触不很密切,却总是一见如故的感觉。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比如喝酒挺实在的。一个人的酒风肯定与人品有关。因此我很愿意与他交往。
我在底层社会生活多年,喝酒时能够听懂他言谈中的民间俚语和隐语,这令我感到亲切。这种亲切使得彼此间没有什么距离感。
就这样,尽管我不是个热衷饭局的人,然而举凡子如先生召集聚会,我一如既往地参加。如此回忆起来,心情挺沉重的。他不该喝那么多酒。
子如先生出身津郊农村,写作多年出版了不少散文集与小说集,还有长篇小说。尤其他的最后这部长篇小说《溶洞》是天津文学院重点扶持项目。但是囿于不便言明的原因,这部书籍的出版我没有帮上他,至今内心愧疚不已。
相比之下,前几年我因一件私事求助于他,他则实实在在地帮了我。因此,我牢牢记住了他对我的好。
今年终于看到《溶洞》在天津日报上连载,我真心为他的写作成就而高兴。后来国成告诉我子如先生患了肝病。我乐观地以为他肯定会与疾病达成平衡状态的,这样他就会继续写作下去。尽管疾病在身,子如先生从来没有跟我提及自己的病况。这说明他的性格也说明他的为人。他可能认为跟朋友谈论病情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吧。
患病后他不喝酒了,与朋友们聚会时也少了幽默语言的迸发。不知为什么,我认为他内心是个规规矩矩的人。身在官场当然要讲规矩。于是,他选择了写作。他在写作中赢得心灵自由。这种心灵自由,使子如先生成为一个属于文学的人。文学,又使他成为一个可敬而可爱的人。
这样一个可敬而可爱的人就这样走了。好在天堂里还有文学伴他。这使他不会寂寞。我们在人间社会为了战胜寂寞,已然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啊。
想念他——想念那个身穿蓝色呢子上衣的陈子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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