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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内蒙古下乡的转年,听公社“带青干部”讲,邻村知青集体户搞得好,所有成员“一个锅里抡马勺”,团结互助,不分彼此,亲如家人:他们自己动手养猪养鸡,千方百计改善生活;大家的衣服都挂在一起,随意挑拣换着穿;最大的“亮点”是不论每个知青所挣工分多少,年终分红的钱都搁在一起统一支配。其乐融融,俨然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
邻居日子过得好,理当见贤思齐。我们集体户几位知青商定,趁着夏锄时节天黑得晚,收工吃过晚饭一道前往邻村“知青点”串个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参观取经”,真实的意图是要亲眼看看我们的近邻到底过得怎样,是否真像官方宣传的那么回事?
出访与被访两个集体户的大多数知青是天津同校同届同窗,1968年同期同批乘同一趟知青专列下乡到同一个公社插队。彼此相熟,宾主见面就不讲客套话了,我们刨根问底直奔主题。问东道主“财物共享、各取所需”的做法是谁先想出来、提出来的?问他们每个人“付出不等、分红一码齐”咋能心平气和、毫无私心杂念?从对方回答得知,原来他们是从本盟知青“先代会”上“原包趸来”了兄弟旗县某先进知青集体户的典型经验。
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从一部草原知青文集中拜读到当年那个盟里挂号的先进知青集体户成员忆插队的文章。感到我们邻村知青集体户的做法与人家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盟里那个先进集体户曾是上级倡导我们知青学习的光辉样板。其演化裂变的历史轨迹与最终结局,局外人不知其详,不可胡猜妄议。
就说我们公社吧,知青下乡当年赶上丰年,与村民一样分红较高,皆大欢喜。岂料转年就遭灾减产,工分分值暴跌。同时,国家对插队知青按人头供应商品粮、逐月拨付生活费的一年期优惠政策也到期终结,知青终于“真正与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了:一样按人头分配原粮;一样自己打柴烧、自己种菜吃。粮食紧缺,集体户一日三餐的大锅饭吃不饱了、难以为继了。集体户日常生活产生了不和谐的颤音,成员之间产生了磨擦、闹出了矛盾。男知青饭量较大,吃得多,过日子精细的女知青对吃大锅饭有意见了;女知青较比男知青挣工分少,那种年终分红大家收入放在一起花的做法还能坚持下去吗?70年代初开始,各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因为生活艰苦、前途渺茫、感到精神苦闷空虚、情绪低落的知青们,看到闭锁的命运之门忽然开启了逃逸的缝隙,立志扎根农村边疆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开始各谋出路,各奔前程,为争取被推荐名额早日“跳出农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铁板一块的集体户逐步走向土崩瓦解。因为“政治条件差”,选调招工、推荐上学排不上号的知青人心思变,也不愿再吃大锅饭,有的分家另过开小灶,有的结婚成家过自己的小日子,有的在农户中寻找自己的“堡垒户”当“避风港”,以求庇护栖身。当回城风刮起来的时候,多数人借“病退”“困退”途径纷纷拔根回城。昔日红火温馨的集体户,人去屋空。
当年纯真的知青一腔热情豪情万丈,理想主义催生了草原上的知青乌托邦。刚走出校门的学子忘记了政治教科书上讲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前车之鉴,最终品尝到了重蹈覆辙的痛苦……
而今回眸往事、深刻反思,当年上述先进知青集体户的做法与人民公社搞的那种“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何其相似?然而,当年农村的贫困落后是严酷现实(可以说至今农村的物质生活也远远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繁荣程度)。大锅饭,养懒汉。均贫富、吃大锅饭、刮共产风挫伤了各尽所能的积极性;靠主观意志推行绝对平均主义、希冀早日“大同”注定难以遂愿。凡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超越客观现实的不切实际作法,不管首倡者、参与者初衷如何美好,信仰多么虔诚,品格多么高尚,终归事与愿违、好景不长。
现在插友聚会,偶尔谈起昙花一现的草原知青乌托邦,个个淡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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