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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戏老戏多条腿走路
记者:您自己更侧重传统戏还是新戏创作?
于魁智:我这几年一方面搞新戏创作,从《弹剑记》《兵圣孙武》《大唐贵妃》《袁崇焕》《梅兰芳》《风雨杏黄旗》《走西口》《知音》一直到《赤壁》;另一方面带着剧团演出,去年我们一年演了130多场戏,跑了全国三十七个城市,基本都是《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穆桂英挂帅》《凤还巢》这些传统剧目。我们还复排整理一些经典剧目,像《满江红》、《柳荫记》,还有今年9月25日参加文化部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的剧目《太真外传》,这出戏保留了当年梅兰芳大师两个晚上演出当中所有的经典唱段,并增加了唐明皇的戏份。
记者:您自己最喜欢哪个剧目?
于魁智:一点都不夸张的说,我都喜欢。有些戏也许观众不喜欢,或者没留下,但我自己接受这个戏时,一定是我喜欢其中的人物,而且每一个唱腔都经过一板一眼的认真排练。每出戏我都很喜欢,都很享受这个过程。每排一出新编历史剧,对我演传统戏的人物理解和创作都有很大帮助;而传统戏的经验对新戏创作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就连唱京歌我也能接受,虽然有人对此有争议,但我觉得推动京剧发展应该“多条腿走路”,我手头就留存了127段京歌资料,很多都是春晚中的演唱,对那些对京剧似懂非懂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影响。不管是哪种形式,最重要是看你自己是不是用心去创作。
记者:您提到春晚,京剧表演在春晚中从黄金时段被挪到零点以后,从整段演唱变成只有一人一句,您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
于魁智:我对春晚,一方面是享受参与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个舞台上,在亿万观众都看着的舞台上,我认为我们就是代表新一代京剧演员的精神面貌,无论是便装还是戏装,都要是一种精神饱满的舞台形象。给戏迷有专门的戏曲晚会,但在这样一个大联欢活动中,我认为只要能有京剧一席之地,能给京剧展现的机会,就是好的。我自己并不需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混脸熟”,我走在希腊的大街上,都有人叫出于魁智的名字,已经不需要混脸熟了。
从艺四十年 最重要是耐得住寂寞要坚守
记者:今年是您从艺四十周年,您总结自己能够在京剧艺术上取得这么大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呢?
于魁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其实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就是因为“坚守”。但这两个字背后,是很漫长、很曲折的过程,中间什么干扰都有。像我1982年毕业的时候,当时周围人全都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女同学远嫁东瀛,连第一届大奖赛金奖得主都到香港拍电影了。我们那批同学一共三十多人,一下走了二十多人,当时干扰挺大的。我同屋宿舍的同学,他那边录音机里放着《跟我学》,学英语准备出国,我这边听着《击鼓骂曹》,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两边对着嚷,也不是成心较劲,但人各有志,大家追求的不一样。我就觉得我从十岁开始练功,留了那么多汗、付出那么多心血,不能轻易放弃。这么多年下来,觉得自己坚守还是对的。我常对年轻人说,京剧要耐得住寂寞,要坚守,你认准了你的目标去努力,中间别三心二意,一定能够成功。
记者:和您接触,发现您对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日子都记得特别清楚。而且看您百度百科上的从艺简介也特别详细,那都是谁整理的?
于魁智:都是我自己整理的,这是一种习惯。我从艺四十年,所有重要的日子都不会忘记。像1972年4月3日在沈阳京剧院从事京剧表演,1978年9月5日在中国戏曲学院第一次跟叶蓬老师学习《伍子胥》;1982年7月23日进入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一直到今天,都让我永远刻骨铭心。时代造就了我,京剧艺术成就了我。不管外界什么样的变化和干扰,但我对京剧艺术的坚守和追求肯定会一如既往。在这方面我一点也不谦虚。对我和胜素现在来说,名和利都不重要,这真不是唱高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传承。
非典时录过125个唱段16张专辑
记者:在传承方面您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于魁智:我们计划联合一些朋友一起把《打金砖》《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剧目拍成纪录片,大家一起留点资料。一方面这是对自己舞台艺术的梳理和总结,另一方面在大家体能、状态、精力都最好,对剧情、人物的理解都比过去更成熟的时候,把这些表演技巧性很强的剧目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个研究的资料。像我们现在最遗憾的就是,以前留下来的能给我们学习借鉴的资料太少了。我唱了那么多年李少春先生的戏,但没机会见过他,就是靠看他的影像资料,像《野猪林》的电影,我的老师说,李少春连两条眉毛之间都会说话,我就反复看多少遍跟着学习。像梅兰芳大师的舞台艺术,也就那么短短的几段,珍贵的不得了。说起来,2003年非典时,我和胜素做了一件对我们俩来说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俩在非典期间录了80个戏125个唱段,出了16张专辑!当时大街上都没有人,我们带着自己的团队把一个录音棚包下来,每天进录音棚之前,大家先站在院子里消毒,然后戴着大口罩进录音棚排练、录音,两个多月一天都没歇。要不是非典结束了,还要继续往下录。
记者:创作方面有什么新计划?
于魁智:我和胜素曾经专程到香港来看经典粤剧《帝女花》,罗家英、汪明荃这些粤剧名家也都是我们崇拜的艺术家、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想把这部戏移植改编成京剧,因为这个作品很适合我和胜素两个人的行当。我们也在约剧作家为我们专门创作新剧本。
记者:从艺四十年,您没打算搞什么纪念活动吗?
于魁智:我这个人比较低调。很多年前就有朋友说,拿出一两百万给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搞独唱音乐会,但我们都拒绝了,说要是有钱就给剧团,我们把一出出剧目都给录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录剧目资料不发愁没钱,就是因为有强有力的社会后盾帮助我们。我和胜素都认为,不需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事情,京剧是细水长流的东西,不适合搞运动,需要稳扎稳打。很多东西需要时间的锤炼,需要自己的艺术造诣经得住观众、专家等各界的品评,需要留给后人评说,而不能靠炒作。
记者:作为国家京剧院副院长,您对剧团剧院建设有什么想法呢?
于魁智:我这一路走来,脑子最清楚,对艺术、对人生、对工作、对周围环境,理解和判断都最清晰的时候,都是在京剧创作氛围当中。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最渴求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理解。无论是我,还是胜素,都会尽量给他们搭建平台。我们这些年积累下的一些资源,一些好朋友,拉来一些赞助,也都是用到剧团里,希望能多给大家创造一些好的条件,让大家不用为钱发愁。哪个演员不渴望成名成家?怎样能让年轻人朝着正确的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方向去努力,我们身上有使命感、责任感,也有一种成就感,要把剧团带到一种观众喜欢、专家认可的状态。这一次我来香港之前,八十多岁的李世济老师两次找我谈,希望能把国家京剧院一团打造成全国标志性的剧团。这是老艺术家的一种希望和寄托,也是给我们的一种责任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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