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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期间建了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就坐落在小站镇柴火市街(今四街荣业路)道北。有正殿和东西偏殿,墙体为“穿鞋戴帽儿”(上下是砖中间是土坯)的挂瓦房。正殿供“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孔子”三教祖师同供一寺故起名为“三同观”。因为是一座道观,主供的是太上老君,因此当地的人们都俗称它为“老君堂”。
1938年夏天,日军侵略小站时把老君堂烧得片瓦无存,是年秋天小站“松柏堂公所”“当家的”张元庆带领人们集资重建。
1939年夏,小站的“李部队”队长李秀山为了给母亲过生日要扩建老君堂。
“李部队”是小站一支二千来人的土匪大队,绑票、抢劫、杀人越货,其“大名”传遍天津卫。他们不但绑中国人,还让那些在天津的洋大人们也充分“享受”了一把中国国民的“待遇”。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先后被绑到小站,都乖乖地交上赎金。就连当时在中国不可一世,并让英、法、意等国噤若寒蝉的日本人,也不得不用十几挺机枪、一批步枪和十万发子弹赎回被李部队绑架的日军小队长天岛。这就是李秀山的土匪队。
建偌大的老君堂需要巨资,李秀山并不掏自己的腰包,他向小站十四个营摊派,又到葛沽、咸水沽等地索资,所到之处没有人敢不给,资金很快凑足了。
在扩建老君堂的时候,李秀山用枪指着招来的几十名工人说:“你们都给我听着,必须在明年七月十五日前完工,误了工期我把你们都枪崩了。”李秀山可不是空口白话,那些建筑工人挣钱事小,闹不好会搭上身家性命,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加班,谁也不敢怠慢。
这次老君堂建在了小站镇兴隆街道北,纵跨三条街,占地1000多平方米,按泰山碧霞寺设计;有正殿和东西大殿,院两边有小院。正殿供:“太上老君”、“原始天尊”、“通天教主”、“观音菩萨”、“碧霞元君”。东院内有怀抱太极图的“阴阳二仙”,庙中共有37尊神仙塑像。由于工人们玩命地干,整个工程终于在第二年五月底提前完工,老君堂这次起名为“太极观”。
关于题写“太极观”牌匾,曾经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小站当时不乏能书善画之人,东街的吴子孚和西街的王荩臣两位书法家,在小站号称东吴西王。吴老先生专攻赵体,其字写得雅秀,自然洒脱,其形神直逼赵孟頫。王老先生则书六朝魏碑,书法刚劲、端庄、工整,只因生在陋巷僻壤,纵使才华横溢亦无人得知,未得扬名。李秀山等人胸无点墨对欧柳颜赵更是一概不懂,他偏要找名人书写。
李秀山令家父去找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赵元礼。父亲是天津芦庄子人,祖父赵连城年轻时和赵元礼家联了宗,赵元礼是祖父出了五服的叔辈。后来祖父母不到50岁就相继去世,父亲变卖了家产投奔到小站亲戚家,有位亲戚正在小站李部队中当土匪,李秀山才得知这一关系。父亲非常为难,其原因有二,一、父亲自祖父母去世后与赵元礼家没有了联系。二、父亲儿时常出入赵元礼家,深知其威严与家规。虽然怵头,又不敢不去。父亲到了天津先找到他的堂兄——“一久成”鞋帽店的老板,堂兄告诉他,赵元礼已去世一年多了,父亲才如释重负。
接着李秀山又派出他的二哥李秀林亲自到天津找华世奎书写,李秀林到了天津,由袁文会手下的人带着找到华世奎府上(李秀山与袁文会同在青帮并拜了盟兄弟),李秀林通报了姓名。华世奎是何等人物?华世奎是清末翰林,清高之人,他的精湛书法岂能为土匪流寇所用,根本置之不理,李秀林在华府门外蹲了好长时间没人答理,他哪里受过如此冷遇,恼羞成怒,第二天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马弁,李秀林腰上绑了一排手榴弹,一手提着盒子枪,又找到华府,在门外大喊大叫,大有不写牌匾就要炸平华府之势。这时候从华府走出一位中年妇女,自称是华世奎的妹妹,她说:家兄年高体弱,多年未曾动笔,由她代写。字写好后落款为“华世奎”并盖上了华世奎的印章。
小站镇86岁高龄的岳树林老先生自幼喜好书法,他曾见过老君堂门楼上“华世奎”写的三个浑厚有力的颜体大写——“太极观”牌匾。不知为什么后来又换上了天津民国书法家薛昆(薛月楼)写的赵体牌匾,牌匾上多了5个字“弟子李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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