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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悉,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不幸于10月22日病逝,享年102岁。
我第一次见到侯仁之先生是1952年,那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书,先生应邀来校做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的讲座,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事隔60余年,但先生讲话时一举手一投足,仍深深印在脑海之中。此后我一直关注先生的著述,迄今未尝稍减。
196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常与资料室工作的杨思慎先生闲谈,不时提起侯仁之先生。杨先生祖籍四川,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与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同学;解放后曾任天津图书馆馆长、天津师范学院教务长,1956年因受不公正待遇,在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安排到历史所资料室。杨先生告诉我,日伪时期他正在天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收了燕京大学,侯先生愤而辞职,来工商学院任教,开始研究天津;因彼此是燕大校友,不时有所聚会。某日天降大雨,侯先生破门而入,拉起杨先生就往外跑,说是到天后宫看看雨水流向和天津地势走向。雨过天晴后,侯先生说,中国的庙宇大都是坐北朝南,惟独天后宫是坐西朝东,面向海河,面向大海,这是天津的最大特点。先生在津时间不长,但完成了一部力作《天津聚落之起源》。
说来也巧,1990年接到山东大学路遥教授来信,说准备送我一册《天津聚落之起源》。不久,书用挂号寄到,我急忙打开,孰料经四十余年风霜的这本名著,竟保存得非常完好。封面的右上方还题有两行工整秀美的小楷:“丕绳先生正之弟仁之敬赠”。系作者亲笔所署。有幸得到这样的珍本,使我喜出望外。当年这本书印量很少,得以完整留存至今的更不多见;前些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艾瑞克(Eric Politzer)曾经专程找我索求复印本,可见寻觅之难。
路遥教授特别在附信中讲述了这本书历经的劫难:“兹寄上侯仁之先生旧作一本,是他当年送给丕绳先生的。丕绳乃童书业教授之字,童教授于1969年病逝,童师母乃将教授之藏书暂存我处。后来,一部分送给学校,另一部分作为‘四旧’废纸,论斤卖掉,很是可惜。特别是童教授所藏扬州八怪画派的字画,在红卫兵的追抄之下,当破烂处理了,否则今天均属珍品。侯先生的著作,当时我以为有用,遂顺手置于书堆之中。前一段因撰写汤若望论文,重新翻检旧藏,才又使它重见天日。”
关于本书的成书背景与经过,见于先生自序:“壬午之秋,余以丧乱余生,遁迹津门。初来之时,日无所事,惟常驱车作市郊内外之游,亦间赴南关市立图书馆阅书。其有关地方记载者,辄乃借而读之。遇有可征验处,亦必亲往一领略焉。然是时里巷不辨,往往失途;早去晚归,而我之乐亦在其中,非他人所能知也。历史既久,胸中略有储蓄,然管窥之见,刍荛之议,亦未敢为他人告也。逮本年秋季,本市女青年会挽余作学术讲演,并以天津地理命题,余莫能辞。既而又应本校学生俱乐部之约,再讲一遍,即今题也。”
在本书的“弁言”中,还提到了不少写作过程中给他提供帮助的师友,可见先生与他们情谊的深厚。
任凤苞(振采)和金梁(息侯),天津藏书名家,任氏所庋方志闻名海内,均为先生提供过珍贵史料。时任工商学院董事长的徐世章(瑞甫)以集玉著称,曾以其祖徐士銮《敬乡笔述》赠先生。时任工商学院地下党负责人的王金鼎及邵淑惠等,亦各以所藏相借;后来二人结为伉俪,解放后双双献身天津教育事业,王金鼎任南开大学党总支书记、市委文教部长,邵淑惠任34中学校长。
侯仁之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特重实地考察,被誉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活北京”;殊不知,先生当年还是用现代方法研究天津历史地理的第一人。爰书此短文,以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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