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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的计划。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49师大部被歼。
在漳州,聂荣臻与林彪发生了共事中的第一次冲突。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为部队一项主要任务。漳州是著名侨乡,红军部队纪律的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很大。因此,聂荣臻在部队入城之前就告诫部队:“这次进城,对我们的纪律、政策观念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大家要特别注意。筹款要筹,纪律更要执行。”还统一颁发了“入城许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官兵不得入城。
部队入城后,总体纪律是良好的。部队有条不紊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这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
聂荣臻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做法,愤然找到军团长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采取这种手段呢?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惩戒是必要的,怎么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拷打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这可是关系到这片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呀!”
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
经过争论,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多年之后,聂荣臻举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路线”之争
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一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二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一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聂荣臻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企图破坏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31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聂荣臻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于是,他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却有自己的立场。他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个敏感的词语,林彪心头“突”地冒上一股无名火,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
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呢,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聂荣臻同志的观点最后终于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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