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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河北省的一个偏僻小村,却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发生地。1947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进京赶考的青衿学子,背着行囊,黎明起身,踏着曙色,一路走过南昌、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从农村到城市,从在野到执政,从落后到超越,从经济建设到政治建设,面对一个个全新的课题,交出了一张张真诚的答卷。
选址西柏坡
应该说,国共谈判破裂之后的1947年,是中共历史上极端危机的时期。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进攻;1947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全力进攻中共的核心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而中共在延安周围的部队,不足3万人。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中央军委紧急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地区阻敌10天至两个星期。但面对20倍于我的强敌,阻击部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3月18日,中共中央被迫撤离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延安。虽然有不少专家强调撤离的主动性和从容性,但也有大量史料记载胡宗南在窑洞里缴获了中共首脑的日记本和私秘用品等等。
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包括他的夫人江青和7岁的女儿李讷,在美式装备的追杀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线,昼伏夜出,风餐露宿,其仓惶之态可想而知。
3月底,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在彭德怀部队的掩护下,留守陕北,但改名换姓,各取代号为李德胜、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刘少奇、朱德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向华北方面转移,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山西省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明眼人可以看出,分开的三路人马,均是文武搭配,自成体系。这是中共中央出于全面考虑,做出了最坏打算。如果出现不测,中国的红色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形势便发生了神奇变化,柳暗花明,乾坤逆转。而见证这一人类奇迹的,就是太行山中一个小小的村庄。西柏坡,实在是中国共产党的福地!
其实,历史的脚步选择在西柏坡驻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随着形势变化,中共总部机关曾设想从延安迁出后,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但迁到哪里呢?先是凝眸淮阴,后来聚焦承德和哈尔滨,随着战局危急,又倾向于晋西北、晋冀鲁豫或晋察冀。
匆匆忙忙的枣林沟会议,对中央工委的落脚之处并没有明确,只是约略而言“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在中央工委转移的过程中,曾有过前往刘邓开辟的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计划,因为那里面积更大,战事更稳。
对于具体的选址,朱德的思路是“要选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在大平原上”。刘少奇的思路是,要考虑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
经过反复考察和比选,最后确定西柏坡。
耕者有其田
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只不过,同其他党派相比,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对某些地主照顾太多。
在各解放区内,不少县级以上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区、村干部和支部党员中也以中农成分为主。于是,少数干部便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新地主和新富农又滋生了出来。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罗瑞卿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脑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密切。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及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提出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等建议报告。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做“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1948年,美国作家威廉·辛顿以观察员身份生活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用半年时间亲身参加土改,而后以韩丁的笔名发表了著名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他在书中感叹道:“新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发表的《黑奴解放宣言》。”
百姓只知这里是“工校”
各解放区轰轰烈烈进行“土改”的同时,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却在生存与毁灭的缝隙间苦苦地攀爬着,坚守着,运筹着……
形势,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刘邓扎根大别山,粟裕击毙张灵甫,林彪在东北已经控制大部分县城和农村。晋察冀的军事问题,也有了根本突破:在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保北3个战役后,又在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三军主力,继而攻克了华北最大的城市——石家庄,并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路段,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为一体。
特别是西北战场,1948年2月29日至3月3日,取得宜川大捷,全歼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约3万人,战局完全改观。延安收复指日可待……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机关一行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而后,大队人马经晋绥解放区临县双塔、兴县蔡家崖、岢岚、五寨,过恒山余脉,进入雁门关,再经代县、繁峙、伯强,越鸿门崖,抵达五台山。
4月10日,毛周任一行由五台山出发,经射虎川越长城岭,终于在次日傍晚到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5月27日,这一队人马又悄悄地潜入了西柏坡。
毛泽东等人在西柏坡落户后,中央各机关也陆续迁至附近,绵延数十里的河谷,布满了星星般的部落。中共中央办公厅驻夹峪村,组织部驻南庄村,宣传部和中央电台驻北庄村,社会部驻东、西南泥村,卫生部和中央医院驻朱豪村,新华通讯社驻郜家庄村……
在此前后,这些村庄陆陆续续修建了上千间住房,开挖了几十眼窑洞,在东柏坡村还修建了一座可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而更多的村子则相继开办了面粉厂、榨油厂、酱油厂、豆腐厂等等,郭苏镇甚至还建起了一处卷烟厂……
但是,当时的绝大多数村民,只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工校”,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中共的首脑机关。(据《邯郸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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