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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版物中,非虚构类作品日益显示出其价值,如《草原启示录》、《知青档案》、《无声的群落》等等。这些纪实文字的作者,多为上山下乡的当事人,而且是非专业作家。他们以知青的视角回顾那一段历史,虽然写作水平参差不齐,内容驳杂,且见解迥异,却很少矫饰,亦无夸张与变形,更加逼近历史真相。新近出版的《天津儿女在新疆》,就是这样一部书籍。
我对新疆知青的了解,最初来自于六十年代的小说《军队的女儿》,女知青刘海英的形象,激荡起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龄人的青春梦想。毫不夸张地说,对上山下乡的解读,就是通过这部小说开始的。我以为,此类现象是构成当时社会文化氛围的元素之一,也是部分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因之一,尽管所占比重不很大。几十年后,这部《天津儿女在新疆》,如实记录了奔赴新疆的知青众生态。其中,有好几位不符合相关条件的中学生,瞒着父母家人,想方设法混上西行的知青专列。悠悠天山路,风雨数十载,从少年到白头。这样的事情放在当下可能难以理解:那是一群什么人,为什么去新疆,有着怎样的驱动力,到戈壁滩能挣多少钱?
去新疆的天津知青大都在“文革”前,约一万多人,与“文革”期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如六八届“全锅端”)不同,当时支边还是有序、有范围、有政策限制的。去新疆支边的知青,除积极分子外,还有一部分所谓“出身不好”的高中生,被动员不要参加高考,要响应号召去新疆。这样的历史细节,历经数十年沉淀,往往为宏大叙事忽略、讳言。令人欣喜的是,《天津儿女在新疆》以直面历史的姿态,将当时支边的真相秉笔直书。尊重历史,尊重良知,也是尊重自己。如此操守,应当是同类著述都应恪守的原则。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的天津知青刘工、胡广水一行,前往新疆博尔塔拉地区探访,那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虽然是走马观花,但有此一行,新疆知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与维族老乡的关系非常融洽,亲如家人,我目睹天津知青与维族妇女阿依木汗久别重逢、相拥而泣的感人场面。我相信,若无亲如姐妹的关系,绝不会产生那样的情感。在这部《天津儿女在新疆》中,也有几篇文章饱蕴深情地记述了知青与少数民族同胞的友谊。篇幅虽然不多,却见微知著。由于新疆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新疆知青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他们无疑对当地的民族团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新疆迄今仍保留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原因之一。
天津知青在新疆,自然而然地传播着别具一格的天津味道。我曾在国道旁的戈壁滩,见到一座简陋的房屋突兀而立,墙壁上赫然标着“天津包子”字样,再一打听,原来开饭馆的是天津知青。此外,还有很多留守在那里的天津知青,至今仍说着一口纯正的天津方言,这是家乡的标志,不可忘却。就像清末“赶大营”的杨柳青商帮,曾带去津门故里的民俗,天津知青也在大西北传承着九河下梢的风俗文化,其规模、影响和覆盖面,远非“赶大营”的小商贩可比。至今仍有不少天津知青留守新疆,曾有一句经典的话这样形容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短短七言,画龙点睛,这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其间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自是一言难尽。花开花谢,风潮荡落,有的知青早已离开我们,就像这部书里所记述的,他们已变做“天堂的白鸽”,留下了“永远的笑容”和永远的青春。
《天津儿女在新疆》展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许多知青都曾在文教卫生部门工作;再加上财务、农业机械等相对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天津儿女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屯垦戍边几十年,天津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浸润了那片土地。当他们渐渐步入夕阳红的晚霞中,回首往事之时,几多风雨几多梦想,却问心无愧。这就是知青的视野,天津知青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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