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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各大公园同时举行游园活动。我主要负责中山公园游园活动的组织和警卫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揪斗了三年多,还被关进良乡监狱一年,后因病出狱休养一年多。1972年刚恢复工作,算是东城公安分局领导班子成员。20世纪50年代,我就负责天安门地区历次活动的组织和警卫工作,如节日天安门游行活动、夜晚广场的狂欢活动、中山公园和文化宫的游园活动、夹道欢迎外国元首的活动和国际声援、示威游行活动等,所以深知这项工作的责任非同寻常,更何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我非常认真地把公园里里外外反复进行了勘查,还把公园走廊的每个柱子之间的距离进行了丈量,算出了总距离;算出了每个柱子之间需放多少警力;重点地区即五色土和音乐堂需要多少警力;还需要多少备用警力应对突发事件;总共需要多少警力。
算得非常精确,非常清楚。测算的结果,我发现警力不足,于是马上向军代表提出需要增加警力。军代表说:“往年我们就是这么搞的,不需要再增加警力。”我听了很不满意地说:“那还是你们负责吧。”军代表一听我的口气,也怕出了问题承担不起责任,就赶紧改口说:“同意按你的意见办。”然后马上调集增加了警力。北京卫戍区也抽调一批兵力参加中山公园的警卫工作,并与东城分局联合,进行了周密布置。卫戍区政委杨俊生还亲自过问和听取汇报。
中央安排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中山公园的游园活动。按计划,周总理是在中山公园东门进入,车直接开到音乐堂后门,在音乐堂与群众见面。我与卫戍区密切配合,把音乐堂周围作为重点进行了部署。一切布置就绪。我和卫戍区的一位副参谋长还是不放心,又反复检查了一遍,然后就全神贯注地等待……按预定时间,总理该到了,我和副参谋长同时看了看手表说:“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我心里有些不踏实,说:“咱们到南边看看去……”走到前边一看,总理已经到了,正在牌坊处接见记者,而且已经被群众团团围住了!只见人群涌动,有人正在跳跃栏杆、践踏草坪,有的人甚至从走廊的台阶上跳过前边的人头,向总理跟前挤着……因为爱戴而情绪高涨的人们就像大海的浪涛般难以控制。有些人要见总理,希望能跟总理握个手,便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看到这种情形,我立即组织身边可以调动的警力和机动警力形成一道人墙,仍阻挡不住。人群挤得总理跟前只剩下八仙桌那么大一块地方了。我和卫戍区、分局、派出所的一部分人竭尽全力挤到了总理跟前,硬是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扛着,保护着总理……
我们几乎是一点一点一脚一脚地挪着,把总理护送到贵宾室,这才为总理解了围,保卫了总理的安全。
原来,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副司长擅自变更了原定的方案,让总理在中山公园南门牌坊处接见记者。他的变更和安排,卫戍区和东城公安分局联合警卫指挥部没有接到通知……
那个牌坊处多空旷啊,那一天,哪儿都是人群,怎么可以让总理在这个地方接见记者呢?
倘若我们事前得到通知,完全来得及调整警力。当然,我们也来得及对这个变更和安排提出不同意见。此事已过去多年了,直到现在,我每次走进中山公园,想起那一幕,心情都不平静。那一天,幸亏没出大事,幸亏是有惊无险……那天,我和民警们、卫戍区的同志们为了保护总理的安全,使出了超乎常人的力气。过了两天,我们才觉得浑身酸痛……从另一方面讲,我的心也时常被那个场面激动、感染、鼓舞、振奋……我知道那是爱。人民非常热爱自己的总理,那是不顾一切的、由衷的热爱啊!一边是热爱人民的总理,一边是热爱总理的人民。我想,倘若我不负有警卫的责任,也可能会像一般群众那样设法挤到总理跟前,和总理握握手。 (据《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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