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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张通告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显要位置:“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临时存放室已经存满,无法继续接收逝世骨灰存放…… 2013年12月”
八宝山的级别
38岁的蔡小心每年至少两次到八宝山看望父亲。父亲蔡长元是开国少将,也曾在抗美援朝的“铁原阻击战”中,以一个师的兵力拖住数万“联合国军”。
在骨灰室内,每份骨灰都被放置在八开纸张大小的玻璃格中,盒上放有遗像,拥簇在鲜花丛中。蔡小心轻轻地擦拭玻璃,与他人不同,蔡小心将父亲的传记也摆在了里面。他指了指父亲一格右上方的玻璃格,那是著名诗人艾青。
“进入室内的至少是大军区副职以上的或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工作人员说。
骨灰堂的布置也有级别之分。比如,在中1室,集中存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骨灰。东西室内,一般正部级的位置在正面,副部级的分布于两侧。1950年,北京市政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八宝山建起占地150亩的革命公墓。当年,任弼时逝世,成为安葬在八宝山的第一位领导人,北坡顶上300多平方米的墓地也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骨灰墙,那些不够级别进入骨灰堂的,会被安放在骨灰墙上。
蔡小心有8位亲属安葬于八宝山,他深切感受到级别的差异。蔡小心的父亲生前是大军区副职,可进入骨灰室,他的二姐因被评为见义勇为烈士,只能上骨灰墙,他的干爹、开国上将杨得志则拥有一块占地面积三四平方米的墓地。
一墓难求
然而,八宝山渐渐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原有的墓地已无法满足需求。
61岁的陈曦是开国少将陈宜贵的女儿,家中有七八位亲属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1994年陈曦的公公逝世,陈曦记得,当时的东3室里空空荡荡。3年后陈曦的父亲去世,骨灰室里已经放满。2003年陈曦的母亲去世,骨灰墙上还能顺利安放,但到2005年骨灰墙上已经没有空位了。
2013年,北京市规划委公布了八宝山北院的规划图,对于投入使用的具体时间和龛位价格,工作人员表示:“要等上级通知。”一墓难求之下,八宝山实现了自收自支。据报道,早在2005年,仅有50多名工作人员的八宝山,其年财政收入就达到1000万元。
由“革命”向“国家”转型
并不是所有逝者都想留在八宝山。近几年,不少领导人的后人,陆续将逝者骨灰迁回故乡,有的是满足逝者遗愿,有的是受到家乡政府的邀请,更多的是出于叶落归根的传统考量。1999年,彭德怀的骨灰迁回湘潭老家;2009年,贺龙的骨灰回到贺龙公园;2011年,陈赓的骨灰迁至故居安放;2013年,林伯渠的骨灰回到湖南临澧老家。
有的只是小规模“搬移”。2009年,开国上将萧克的骨灰从骨灰堂迁出,葬于一墓区;2011年,原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骨灰也迁入一墓区。“有的是为了政治荣誉,有的是为了重回故土,这些都无可厚非。”家属们说。
不过,迁出八宝山的还是少数。大部分迁出者都是级别较高,受到家乡政府重视,并已修葺好故居、墓地或纪念公园,长期有专人管理的。级别低的逝者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殊荣。
八宝山只是一个处级单位,由处级部门管理众多高级别领导的公墓有时会显得尴尬。2005年,北京市殡葬管理处就曾表示,北京市已开始重新规划设计八宝山革命公墓,计划将其建成国家公墓。然而9年之后,“革命”向“国家”的转型仍未实现。
知名学者胡星斗称,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八宝山成为人生终点荣誉的象征。但他也注意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其中要求党员、干部要带头实行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
“不与活人争地应该是逝世者崇高精神之一,换个角度来说,八宝山未来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热点。”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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