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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体提出“医闹”为什么会频发?答案恐怕是见仁见智。不过,这倒使我想起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所说的一件事。白的老家是海拉尔。上世纪的70年代,白的父亲30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一次白父要到天津出差,白母便一再嘱咐,办完事一定去医院看看。出差的最后一天,白父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癌症。医生不好告诉本人,只是要求马上住院。白父说明是来天津出差的,已经买了当天回去的火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听后,让他稍等,去找领导了。乘着这个时候,白父溜走了。晚上,白父在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广播找他。他还纳闷,天津无亲无故,谁呀?来到约定地点,竟是那位医生。白父就这样被强拉回了医院。尽管白父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直至今天,他们一家对天津的那位医生,还是感念不尽,没有半点怨言。白母还说:遇上这样的医生,当时要有现代的医疗技术,也许能治好呢。
显然,这样的医患关系,是断不会出什么“医闹”的。
其实,像白父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本人也曾经历过。上世纪的60年代,本人还在大学读书。“文革”初期,有段时间兴起步行串联,我们几个人就准备从北京走到井冈山。谁知还没走到邢台,我就病了。年少气盛,激情似火,病了也要走下去。结果病得越来越厉害,一翻身,都能听到胸腔里有水流动的声音。一到武汉,我就先去医院。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给我仔细作了检查后,说:“肝炎、结核性胸膜炎,都挺严重了。马上住院!”“我是串联来的,连吃饭的钱也没有,怎么住院?”“那也得住,不住就危险了!吃饭让医院食堂送,先记账。”医生的态度很坚决。就这样,我一个人在武汉住了50多天医院,两个病都治好了,再没犯过。现在年过古稀,至今未发现有什么后遗症。我工作后,医院通过母校,给我寄来了饭费账单,我寄了过去。这段经历,我终生难忘。对武汉的医院、医生,我心中有的,只是感激。对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也从未有过半点疑问。
述说这些陈年旧事,只想说明,治理“医闹”,定要分析“医闹”的源头。
首先声明,我是坚决反对“医闹”的,尤其反对那些或自恃有权,或自恃有钱,或仗势欺人,或趁火打劫式的无法无天的“医闹”。对“医闹”必须坚决打击,不打击便不足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多数“医闹”,恐怕还是“事出有因”,是医患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造成的。绝大多数的患者,去医院都是为了治病,为了解除痛苦,求得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都交给了医院和医生,这是对医院和医生极大的信任。而医者,仁者也,对患者首先就应该有一颗仁爱之心,对病人的健康和生命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治病救人放在首位。倘能这样,相信医患关系大体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就现状而言,多数医生是基本上能够做到这样的,大多数的患者对求治结果,也是基本满意的。只是有极少数的医患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越闹越僵,以致演变成为“医闹”。分析缘由,恐怕多数起因,或者因服务态度引起不满意,或者因医疗费用有疑问产生纠纷,或者因对治疗结果太过失望而诱发冲突,这些不满意、纠纷和冲突,又沟通不够,处理不当,进而激化,最终才导致了“医闹”。当然,这里不排除极少数人有一种固有的观念,习惯甚至迷信拳头打天下,说了不行就骂,骂不过瘾就闹、就打、就砸,结果“医闹”便频发了。
不管怎么说,“医闹”在白父和本人治病的那个年代,从未听到过。就是那以后的多少年,也是闻所未闻。几十年过去了,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大大地进步了。让人纠结的是,医患关系倒不那么和谐了。从根本上来说,这里恐怕有个价值观念的变化。听老家的人说,家乡人有病送去住院,医生首先问的不是病情,而是家里有几个人挣钱。有钱,医生便猛上检查、猛开药;没钱,医院便敷衍、便推托。钱到位稍迟一点,便立马停药。救死扶伤,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换。既然赚钱的观念抬得如此之高,便不可能不去赚人。救死扶伤夹带了赚人,“天使”也就会不那么圣洁,医患之间的信任肯定要打折扣,医患关系便容易恶化,进而演变为“医闹”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因此,治理“医闹”,除了对那些无法无天者进行坚决打击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医生首先要有“仁者”之心,医院应把救死扶伤放在首位,医保制度应该繁育得更完善一些,医疗资源的分配要更加公平合理,社会的教育理念也应该更为成熟……而所有这些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支撑。当然,这需要有个过程。只是在这个制度建立之前,医者也好,患者也好,都应该各自尽力,增强互信,都别干出让人失望甚至绝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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