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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此时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原拟的国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要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张奚若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主持宴会。他叫人关上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周恩来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快人快语的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这时,辛亥革命参加者、清朝进士周致祥,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紧接着,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话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民盟领导人张澜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于是,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几乎都开始反对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
(据《翻阅日历·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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